两命题间即使有张力，但却往往被模糊处理。
根据《民法典》第70条第2款后一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可知，清算义务人的确定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法律冲突是处于司法解释上位的立法问题，一般应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预先处理。
一旦适用于个案的有效法律得到确定，该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即应以全无或全有的方式适用，此时不生司法解释与法律的抵触问题。质言之，司法解释须先满足合法性要求，再有作出适当性判断的余地。对于违反以上任一规则的司法解释，均应予以废弃或重新拟定。直到2011年启动的集中清理工作显示大量司法解释存在超越权限、抵触法律、内容失当等问题后，立法者才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正时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司法解释与法律中的定义语句便可被分别转化为应当认定部门规章是国家有关规定与不应当认定部门规章是国家有关规定的规范语句。
当时多数观点认为，会见不受监听与可以派员在场冲突，这其实是不确切的——在场不一定导致监听的结果（如透过隔音玻璃或监控设备监视），监听也未必非得在场（如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远程监听）。（7）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近些年，行政复议前置情形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其实也是受到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这一改革定位和目标指向的影响。
其次，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行政复议制度还理应具有行政特色和优势，这是其竞争和发展之源。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的1991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达到25667件。关于这种困局的症结，学界迄今已经作了诸多探讨，观点纷纭。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行政纠纷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日渐增强是社会矛盾的典型特征。
除一裁终局这一显著特色和优势外，民商事仲裁还具有纠纷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员以及较高的保密性和权威性等一系列特色和优势。司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抽象地讲与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性正相关。
行政复议决定的内容则属于一种专业判断，应予以适当尊重，行政复议机关无须担责。（二）有助于厘清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与行政化之关系在我国有关行政复议制度的长期研究中，相关探讨多是从化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等视角展开。尤其是在当前要把行政复议制度打造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的政策背景下，行政复议前置的意义更加凸显。试想，当事人将他们之间的纠纷交给裁判者处理，而裁判者却与其中一方存在利益牵连，在此情况下，怎可奢望当事人能够发自内心地认同其所作出的裁判？在现代社会，为达致此要求，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裁判者的个人品德。
这十分契合现代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纠纷特点及其解决需求。对此，可以在兼顾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确保其相对中立，即在该系统内部适当提升纠纷解决主体的法律地位，并有限度地引入系统外人士的参与。与此同时，法律也设置了部分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形，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行政纠纷。公众则希望借助诉讼这一法治化相对成熟的制度实现纠纷解决上的最大正义。
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的情形进行了明显扩充，规定其在作出维持决定时要作共同被告，不作为时可能作被告。《行政诉讼法》第1条明确将纠纷解决作为主导功能排序在前，保护权益和监督行政则作为附带和次要功能紧随其后。
受此影响，在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复议究竟是朝‘行政化方向发展还是迈向‘司法化大潮成为构建完善的行政复议制度的关键和起点，并在行政复议制度的多个要素上呈现出显著的观点分殊。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人们的生存空间不再局限于所属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
当事人在面对纠纷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偏好、生活经验、实际需求等情况以及各纠纷解决制度的特点选择一个最适宜的。1.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意旨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各纠纷解决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多重功能，但基本上均会将纠纷解决置于关键位置。对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而言，各纠纷解决制度之间存在差异，具有特色和比较优势，使当事人享有了可供选择的空间，这赋予了其特定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实际上，这一点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行政纠纷的数量虽远不及民事纠纷，但也呈不断增长之势，在专业性上亦不亚于民事纠纷，法院的审判负担较为沉重。因为从逻辑上讲，基于行政层级内部监督，上级行政机关有权对其所领导的下级行政机关的所有行政行为都予以审查，并且可以审查这些行政行为的所有方面，最后还可以基于不同情形和现实需要对行政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决定。
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普通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则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采取书面审查的模式。因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立基于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各纠纷解决制度只存在特色之差异，并不存在优劣之区分。
关于这一点，笔者会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论证和说明。即便当前我国推行了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机构仍然被设置在行政系统内，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律地位也依旧高于被申请人，两者之间还是一种行政领导关系，这构成行政复议制度鲜明的特色。
可以看出，地方探索的行政复议机构改革，总体上是按照司法化的方向展开的，通过对其进行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形成统一的行政复议队伍，再辅之以主要由行政系统外人士所组成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充当外脑，弥补体制内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短板，行政复议主体的中立性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2.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意旨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当事人对各纠纷解决制度保有信任，愿意选只是第一步，是基础性的。
从实践来看，此种例外情形很少发生，申请人提出要求，行政复议机关鲜有接受。对于纠纷解决而言，这个要求的意义非常重要且容易在制度设计中遭到忽视。该种思潮认为，诉讼是法治的象征，是最具公正和权威的，只要建立起对诉讼的信赖并选择诉讼通道，即可解决任何纠纷。比如，可以将行政复议机关不作为、不受理以及行政复议人员徇私舞弊等一些渎职违法行为纳入监督与追责范畴。
书面审查模式事实上只是将作为申请人的相对人关在门外，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并未受到实质影响。（一）契合行政复议制度的创设初衷如前所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命题之所以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率先产生，其原因主要是民事纠纷日益增多且日趋专业，法院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面临量和质之双重挑战。
就其意涵而言，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有特定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关键和重点在于主渠道。为此，在行政复议方式的改革上，理想的做法应是采取一种繁简分流的制度安排，在遵循基本司法原理和准则的基础上，适当兼顾案件的差异性以及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行政复议机关发挥其层级和专业优势，全面、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作出精准裁断。梳理发现，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认为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不足，其在主体、程序等多个方面缺乏独立性和超然性，从而影响了行政复议的公信力。
对此，可考虑采取如下三个方面的举措：一是建立行政复议告知制度。既然行政复议机关行使的是一项准司法权，是以中立的第三方角色解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纠纷，那么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制度理应废止，一律改由原行政行为作诉讼程序标的，原行政机关作被告，借此打消行政复议机关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积极性。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制度 。比如，在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作为一项纠纷解决制度，行政复议应遵循和贯彻基本的司法原理和准则，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情形须一律取消。
二是国家想引导某些特定的行政纠纷流向行政复议通道，通过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行政特色和优势，促进行政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当然，短期内，为了防止行政复议机关变成简单的维持会，可以考虑将维持决定暂时纳入，即如果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后，法院经审查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行政复议机关应承担相应责任。
其一，提升行政复议人员的职业尊荣感。具体而言，在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上，将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并明确将行政协议、行政赔偿、政府信息公开等行为列入，对行政纠纷可以说是应收尽收。
对此，前面其实已经提及，有些纠纷解决制度，它们处在特定的系统内，而这正好构成其处理此类纠纷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因此可能无法实现绝对中立。需要注意的是，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有些纠纷解决制度的主体如法院专为纠纷解决而设，其法律地位本身就已经很超然，做到相当程度的中立，是有可能的。
